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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松龄，字茂宸，1883年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，祖籍山西太原。据其族谱，他还是唐代名将、汾阳郡王郭子仪的后人。
郭松龄的父亲郭复兴是个读书人，但由于家道中落，不得不放弃了“学而优则仕”之路，在乡村做了一名私塾先生。郭母则是一个普通农妇，既能干又善良，尽管自家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但仍经常救济比自己更加困难的人。
郭松龄19岁时，父亲在省城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已辍学7年的郭也终于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。可是，他刚上了不到两年学，日俄战争就爆发了。他的家乡正处在日俄交战区，炮火连天，他的学也上不成了。由此，他便动了从军报国的念头。
1905年秋，盛京将军赵尔巽在奉天大北关开设了奉天陆军小学堂，郭松龄走了在将军衙门当差的一个远房亲戚的门路，进了陆军小学堂。因其成绩优异，1906年，又被保举进入奉天陆军学堂。
奉天陆军学堂是一所全新的中等军事学校，郭松龄在这里学习期间，和担任教官的同盟会会员方声涛关系密切，并从他那里接触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。
1907年，郭松龄以优等成绩毕业。见习期满后，任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长，因为他很会带兵，深得北洋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，被朱视为自己最得力的部下。1909年，朱升任北洋陆军第三十四协协统。换防四川，郭亦随之入川，任第六十八团二连连长。
朱庆澜虽不是同盟会会员，但对同盟会的活动一向都很支持。是故在他的部队中，聚集了一批同盟会会员。1910年，郭松龄也加入了同盟会。
1911年，四川爆发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，同盟会利用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。已升为营长的郭松龄负责成都北面的防守，他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始终好言相劝，没有发生流血冲突，便解了北门之困。结果，川督赵尔丰竟怀疑他“通匪”，撤了他营长的职务，后在朱的一再恳求下，才恢复了原职。
武昌起义后，成都成立了“大汉四川军政府”，朱庆澜任副都督。不久，一批川籍将领发动了兵变，朱被迫离开四川。郭松龄因与朱关系密切，也无法继续在成都立足，只得辞职回了奉天。
郭回到奉天后，先是参加了革命党组织的联合促进会，密谋起义，被清政府逮捕，本已判了死刑，幸得女革命党人韩淑秀冒死拦刑车，说郭是自己的未婚夫，返回奉天，是为和她举行婚礼的，且郭从未参加过革命党，才未被处斩。郭被放出来以后，即与韩结为了夫妇。
1912年，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。翌年秋，他又考取了中国陆军大学，在陆大学习了三年，他不仅学到了很多现代军事理论，特别是对德日现代军事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更获得了许多新思想。1916年，郭松龄从陆大毕业后，因成绩优异，被特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。
1917年，孙中山在广东发起护法运动，郭松龄老上级朱庆澜出任了广东省省长。郭毫不犹豫地辞去官职，只身南下，投奔到革命军阵营中。朱对郭的到来非常高兴，先后任命他为粤、赣、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、广东省警卫军营长。后又调他到韶关讲武堂，为广东军政府训练军队和培养军事人才。
郭松龄在广东期间，目睹军政府政令、军令不能统一，对实权操纵在地方军阀手中的状况很是忧虑。曾当着孙中山的面，慷慨陈词，孙中山对这个年轻军官也很是欣赏，曾不止一次当众夸奖他。1918年5月，护法运动失败，一批追随孙中山的国会议员和军人被迫离开了广州。郭松龄也无法继续留在广州，只得再次返回了奉天。
平步青云
郭松龄这次回到奉天以后，靠其陆大同学帮忙，在督军署当了一个少校参谋。1919年2月，张作霖欲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。郭被调至讲武堂，任战术教官。一天，张作霖来到讲武堂视察，一眼就认出了他，说，“你不是那个同盟会会员吗？怎么想到我这儿来干了？”没等郭回答，张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回来就好，我不管你是什么，只要你好好干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其时，张学良正在讲武堂学习，是第一期炮兵科学员。讲武堂诸教官对这位张大公子无不十分关照，甚至曲意逢迎，唯郭“管教甚严，决不稍加宽容”，并经常向张学良讲些救国救民的道理。郭平时对学员要求极严，而他自己也能做到和学员一样，不怕吃苦。张学良深为自己能遇到这样的良师而感到幸运，同时也对郭产生了“罗为己用之意”。是故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，当上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，就向张作霖举荐了郭松龄，让他担任了卫队旅参谋长兼二团团长。郭松龄到任后，狠抓训练，同时大力整肃军纪，不到1年时间，就使卫队旅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1920年7月，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，郭在天津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。同年10月，郭又和张学良一起到一面坡、密山、珲春等地剿匪，作战计划均为郭所制定，且在作战中，他总是身先士卒，迅速平定了匪患。这两次军事行动使郭在奉军中声名鹊起。张作霖对他亦由最初的怀疑变为肯定，破格将他提升为八旅旅长，与张学良任旅长的三旅合署办公。实际上，三旅的具体行政、训练也都是由郭负责。张学良尝说：“我就是茂宸，茂宸就是我。”可见二人感情之深。而郭对张也很尊重，凡事都是经请示后才做决定。
1922年4月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，奉军大败，唯东路军郭松龄指挥的三、八旅在山海关一役中，大胜数倍于己的直军，保住了山海关。
后来，张作霖一心想要雪耻，重用杨宇霆、姜登选、韩麟春、郭松龄等人，训练新军，并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，由张学良任参谋长，实际学良每行一政，皆郭主意。同时将张学良的三旅改为二旅，郭松龄的八旅改为第六旅，仍合署办公。郭很快就使二、六旅成为奉军中的精锐。他本人也赢得了“大公无私、量才使用、赏罚必信、甘苦与共”的美誉。
1924年秋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，以张学良为军长、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一军，虽没能攻陷山海关，却一直吸引着直军的主力。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以奉军的大胜而告结束，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，还发生了两件值得玩味的事。
一、其时，张作霖帐下，有李景林、韩麟春、张宗昌、姜登选和郭松龄五员大将，并称五虎将。这五人秉性各异：韩有智谋，而不拘小节；李多才多艺，而好大话；张粗鲁放纵，而不守规矩；郭机敏狡诈，而城府颇深（这也是他被称为“郭鬼子”的原因，鬼子者，人高马大如洋人，鬼点多是也）；独姜为人豪爽，重义而轻利，和蔼可亲，能与士卒共甘苦。但郭与姜一向不睦，与姜走得最近的是韩。九门口一役，郭疑姜手下一旅长不听调遣，欲将其正法。姜向郭求情，不听。后姜跪述于少帅跟前，痛哭失声，郭才免那个旅长的死罪。此后，二人更不能相容。后来，郭倒戈反奉，姜至滦州，本想劝郭罢兵，不料一进城，即被扣押。郭力劝姜与之合作反奉，姜历数其叛上谋友之罪，被郭下令处死。郭兵败后，韩去为姜迁坟。开棺时，只见棺内木板遍布抓痕。原来，姜被枪决时，子弹并未击中要害，姜是被闷死于棺中的。见者无不垂泪，当然这都是后话。
二、当郭松龄指挥的第三军苦战山海关不下之际，韩、姜指挥的第一军却攻陷了山海关西南重要关隘——九门口。军事会议上，张学良提议从山海关正面战场调出五个团的精锐，由郭亲自指挥，增援第一军。姜、韩虽都不愿郭来“抢功”，无奈这一决策既是正确的，又是张学良提出的，只好表示赞同。会议结束时，韩对郭说：“这计谋好啊，你也正好可以露露脸，说不准还能立个大功。”郭脾气倔强，听出韩这是在嘲讽他抢功，脸色陡变，说：“我郭某人从来不沾别人的光，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！”说完掉头就走，冲动之下，竟将带他来的5个团也撤走了。张学良得知郭擅离职守后，连夜去追。重演了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的故事，总算是把固执的郭追了回来。
郭回来后，自知理亏，督率所部，一路猛攻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，一口气打到了秦皇岛。
松龄倒戈
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，奉军内部就逐渐形成了“老派”和“新派”。老派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把兄弟，成员有张作相、张景惠、汤玉麟、孙烈臣、吴俊升这些人，他们大都在奉军中担任着军政要职。新派又分为“士官”派和“陆大”派，“土官”派大多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，以杨宇霆为首脑，成员有姜登选、韩麟春、于珍、常阴槐、王树常、于国翰、邢土廉等人；“陆大”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，以郭松龄为首，成员多担任师长、旅长等职。“士官”派主张奉系势力要向中原地区发展，而“陆大”派则主张“精兵强卒、保卫桑梓、开发东北、不事内争、抵御外侮”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张作霖更偏向于“士官”派。杨宇霆仗着有老帅撑腰，专横跋扈，恃才傲物，好搞小圈圈，甚至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。而郭松龄则属于那种不苟言笑，特别严肃的人，为人也比较心胸狭窄，刚愎自用。郭、杨历来不合，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，势成水火。
第二次直奉战争后，张作霖大赏有功之臣，杨宇霆、姜登选等人皆获重赏，独郭松龄什么也没得到。其实，张想的是：“将来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的，小六子掌了大权，你郭松龄还怕没有位子吗？”因为在他心里，郭与学良是共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。但郭却不这样想，心中极为不满。后来杨、姜丢失了苏、皖，郭曾气愤地对张学良说：“东北的事都是叫杨宇霆这帮人给弄坏了，苏、皖的失败，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，要想把东北的事情办好，只有把杨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，你来当家。”1925年10月初，郭松龄作为奉军代表去日本观操。偶然得知张作霖拟以“落实二十一条”为条件，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，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。激于义愤，他将此事告诉了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，并表示：“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，张作霖还要为个人权力，出卖国家。他的这种做法，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。我是国家的军人，不是某一个人的走狗，张作霖若打国民军，我就打他。”
10月24日，郭松龄回到奉天，随后就被派往天津去制定进攻国民军的计划。郭到天津以后，便开始在军中安插亲信，为武装反奉做准备。11月13日，张学良到天津下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命令。郭在会上公然抗命，痛切陈述不可再战。此时，张作霖已察觉出郭有异心，急令张学良返回奉天。张学良走后，郭松龄即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，下令部队开往滦州。21日，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起事。他说：“我这样做等于造反，将来成功自然无问题，倘不幸失败，我唯有一死而已。”与会的郭夫人韩淑秀应声而起，道：“军长若死，我也不活！”
当晚，郭松龄就发出了讨伐张作霖、杨宇霆的通电，提出三大主张：一反对内战，主张和平；二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，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；三拥护张学良为首领，改革东三省。随后，郭便亲率五个整编军七万多人，官兵一律佩戴“不扰民、真爱民、誓死救国”的绿色标志，浩浩荡荡地向奉天进发了。
郭松龄的突然造反，让张作霖如闻惊雷，作为应对，他一面让杨宇霆辞职退隐大连，以去郭起兵口实，一面派张学良直接与郭对话。24日，张学良急赴秦皇岛，要求与郭面谈，结果遭郭婉拒。27日，张学良又给郭写了一封亲笔信，他在信中写道：
茂宸兄钧鉴：
承兄厚意，拥良上台，隆谊足感。唯良对于朋友之义，尚不能背，安肯见利忘义，背叛乃父。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，经营东北者，我兄自为犹可耳。良虽万死，不敢承命，致成千秋忤逆之名。君子爱人以德，我兄知我，必不以此相逼。兄举兵之心，弟所洞亮。果能即此停止军事，均可提出磋商，不难解决。至兄一切善后，弟当誓死负责，绝无危险……
信发出后，仍然没有回音。张学良又派人与郭接洽。郭这回终于有了回复，提出四条停战条件：一、山东归岳维竣；二、直隶归冯玉祥；三、热河归李景林；四、郭回奉执政，统掌东北。至此，其反奉的目的已然明朗，他是要独掌东三省。张学良不再对其抱有幻想。于是，派飞机在郭军上空投撒传单，揭露郭盗用自己名义倒戈反奉，谴责其忘恩负义。30日，张作霖正式发出讨伐令，命张作相、张学良在连山一带阻击郭军。
郭军一开始进展顺利，先占山海关，再下锦州，据说锦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奉天后，张作霖大失常态，“当即命令内眷收拾细软转移，府内上下手忙脚乱。10时检点就绪，即以电车27辆，往返送到南满货栈。又令副官购入汽？由10余车及引火木柴等，布满楼房前后，一旦情况紧急，不得不跑时，付之一炬”。其时，张作霖“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，抽一会儿烟，又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，口口声声骂小六子混蛋，骂一阵子又回到炕上去抽大烟。”
就在郭军长驱直入之时，李景林突然背盟，掉转枪口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，并扣押了郭军在天津存放的钱款和6万套冬装，使郭军给养发生困难。日本关东军又突然对郭军进行干预，使郭军陷入更加危困之境地。（有说张当时被迫答应了日本人提出的许多无理要求，后来事态平息，又反悔了，这就是他被日本人炸死的主要原因。）
12月21日，张学良部与郭松龄部在巨流河相遇。当年，张学良在讲武堂时，郭曾带他在此演习过，想不到如今这对师生却要在此一决生死。22日，郭下达了总攻击命令。终因部队弹药供应不上，转胜为败。其时，郭军士兵中流传着“吃张家，穿张家，跟着郭鬼子造反真冤家”的顺口溜。张学良乘势加紧策反工作，亲自给郭军军官打电话，讲明形势，表示既往不咎，致使郭军全线震动。郭军参谋长邹作华打电话给张学良，表示不再为郭作战。23日夜，郭召开军事会议商议策略，邹作华等将领极力主张“停战议和”，只少数人仍积极主战。在此情况下，郭仍决定与奉军决一死战。24日拂晓，郭指挥部队再战，并“亲立阵头督师”。然而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兵也是张学良的兵，张学良用飞机撒下的传单“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”，极大地涣散了郭军的军心，士兵纷纷投诚。邹作华又突然将所部炮兵旅撤出战，郭军大溃。
郭见大势已去，携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及一支200多人的卫队仓皇出逃，但走没多远，即被活捉。25日晨，张作霖下令“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”。据说他曾想将郭氏夫妇押至奉天，但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，怕张学良又会出手相救，便向他进言，即杀郭松龄，以绝后患。
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，郭氏夫妇被押到河滩上，执行枪决。临刑前，郭松龄面不改色，对东三省人民留下了“吾倡大义，出贼不济，死固分也；后有同志，请视此血道而来”的遗言，郭夫人亦从容不迫地说：“夫为国死，吾为夫死，吾夫妇可以无憾矣，望汝辈各择死所！”一声枪响，郭仆倒在地，又一声枪响，郭夫人亦追之而去。郭时年42岁，郭夫人年仅35岁。
张作霖在听说郭氏夫妇已被枪决后，仍不解气，又下令将两人尸体运回奉天，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，并将二人遗体拍成照片，各处张贴。张学良在得到郭松龄被处死的消息后，曾痛惜地说：“如郭不走，决不致死。”后来，每当张学良遇到难事，都会感叹：“若茂宸在，哪里用得着我这般难？”198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50周年之际，张学良回顾往事，仍扼腕长叹：“若茂宸还在，日本人就不敢发动‘九一八事变了！”由此可见他对郭的惋惜。
